具体说，对目前尚未实现税权现代化转型的社会，也就是尚未实现政治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其面临的税改任务最为艰巨和繁重。

大量中国制造品源源不断地外销全球市场，其实是利用了现成的境外商贸、物流以及金融等方方面面的服务，也就是借现成的境外城市达成了中国制造的出海。举凡纽扣、像章、眼镜、鞋饰、低压电器、小家电，这些当年赫赫有名的温州小商品，我们想不出有哪样不是冲着国内消费者而生产的。

他认定，红蜻蜓遍布全国城镇的1000家自营门店和3000家加盟店，才是自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从道理上看，向内转具备可行性，因为外需走弱明显改变了中国产品在内、外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看不见之手终究会牵着厂家之手向国内市场的方向走。好歹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销售网灵敏地知道市场动向，可以及时调整。我问：行业怎么样？他说降得更凶，怕30%还不止。须知中国的出口在最兴旺的年份，几乎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出口导向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遮蔽了中国经济的一条软肋，那就是城市化滞后。说白了，在现实条件下能够替代外需这匹大马的，只是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内需。这个过程要结束还会有二三十年时间。

在技术条件改善以后，滨海、滨河土地可以用于建筑;政策改进以后，山区农村建设用地可在严格规划的前提下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核心竞争力保障则需要体制改革支撑和社会政治稳定。改革总有风险，但各类改革的风险并不相同;有时候可以通过策略安排来降低风险。但我们耳边也有警钟鸣响：我们还能续写发展的辉煌么 国内外有识之士纷纷指向一个严峻问题：中国能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在怀疑的声浪中，寻找着能让我们收拾信心、续写辉煌的力量。

成都改革的成功可以证明这一点。目前中国城市建成区的土地边际GDP产出数倍于平均产出，说明现有城市存量土地的利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通过改革解决体制弊端，看起来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其实不然。不能把控制通货膨胀看作中央银行一家的事情。稳定粮食生产、合理约束住房需求、限制政府债务，是货币政策良好运行的前提。这三个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公正便大抵建立起来了。

第一，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用地，真正缺少的是优质耕地笔者一向尊敬的、去年高龄辞世的张培刚教授，上世纪40年代在哈佛的成名之作就是《农业国工业化》。但是，中国制造的工业品之所以大步流星地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帮助。1996年回国，下车伊始的当晚，我就前往济南看一家洗衣机厂，对这家当时生产规模不大的制造业公司要向几十个城市派出庞大的销售、服务和修理团队，印象极为深刻。

世界上当然没有白借这回事，服务费总是要付的，学费也不能不交。这里冒出来一个谜：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率更快增长这个规律，为什么在中国的经验里失灵？我的看法，谜底在于开放与全球化。

城市化呢？当然是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研读这项发现的时候，我问过一个问题：如果交易部门不是比工业生产部门更发达，美国还能拥有世界第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吗？答案是否定的。

不过拿全球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于城市化率而言，还是偏高了不少。倘若工业没有长足的进步，消费性的城市再多，对经济也没有好处。工业不同于传统农业，技术上不靠光合作用，不需要每部机器、每道生产工序都均匀地晒到太阳，所以可以在空间上集中，也需要通过聚集来节约基础设施的投资。讲过的，工业化活动引起人口分布的改变，在空间上总有相应的表现。全球的平均比值是多少呢？1.95（50.9％／26.1%）。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

比较之下，城市却是老早就有了的。离开了香港、新加坡、汉城、东京、法兰克福、汉堡、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的商务、物流、技术和融资等多方面的服务，中国制造要坐上天下出口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没有那么容易。

从大的图像看，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的工业化历经艰难曲直，终于在全球搞出了名堂。

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推进工业化的难度更大，因为长期以农立国，工业化的资本、技术、人才门槛太高，难以逾越。这两个率，一个经济，一个人口，当然无从直接比较。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中国内地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同年的工业化指数是多少呢？46.8％。城市化率大大高于工业化率，描绘的是随着工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的提高，会有高得多的比重的人口居于城市。受此认识的提点，我对交易部门相对更快的增长，多少有了点敏感性。

今年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城镇化率51.3％，那是201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看来，内地企业的借船出海，首先是借城出海。

1988年他与一位合作者发现，在1970年美国的全部产出中，来自交易部门的贡献高达46%~55%，比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状况——交易部门贡献了26%的总产出——整整提升了约一倍。这与经验的观察很一致，就是与发展中的美国相比，发达后的美国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从直接生产部门转移到交易部门工作。

本文标题——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讲的就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实，其中包含的经济逻辑，值得深入探查。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城市化率除以工业化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比照之下，倒是原先普遍认为门槛不高的城市发展，成为落后于工业化的一条短腿。简言之，是无数的推销员之死，才成就了现代工业革命的。可是，就整体而言，中国还是上述经济规律的一个反例。不过，由于工业活动总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所以在经验上，以上两率又可以作统计上的比较。

这是说，2010年我国不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且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工业化率。投影到空间表现上，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工业化率的更快提升。

20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4.1,即城市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发展城市也没有什么名堂，似乎工业化之后，城市化自然就会加速。

本文要说的是，经济规律未被违反，只不过是开放与全球化不再让它显示在单一国家的账面上。同年同一比值，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